“人肉搜索”虽然是公民言论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却不能以侵害他人的权利为代价。与对某种有争议之言行的道德谴责相比，普通公民隐私权的地位显然处于更高地位。
刘文静(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一种理论，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想找到任何一个人，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达到目标。互联网显然为上述理论的实现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现代化手段，以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麦凯恩也戏说他将借助谷歌(google)搜索引擎，来寻找副总统竞选搭档。网上搜索当然不是政要的专利，国内流行的“人肉搜索”就是上述手段之大众化。
“人肉搜索”的基本功能就是“找人”，不是在网上找，而是通过网络来找到真实的人，然后通过网络将有关信息发布。有人借助这种手段找到了失散的亲友，也有人借此展开“网络大搜查”，将另一些人的个人资料在网上公布，用于攻击后者的某些观点或者行为。此类“人肉搜索”实为“攻击性搜索”。
“人肉搜索”用来寻找亲友，相信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的温馨场面；而如果用来“攻击异己”，则斯害宜止！如果说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法治社会公民权利的体现，互联网只不过让言论自由更容易实现，那么法治社会的公民必须意识到任何权利都伴随着义务，任何自由都离不开责任；如果说被攻击者的言行与社会主流道德与价值观相悖，那么我们更不能忘记，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必须止步于法律之禁区。
部分“攻击性搜索”后果的确堪忧：汶川地震后言辞出位的网民“Die豹”被“曝光”后不堪其扰被迫休学，“范晓华”受“范小华”牵连而被诬挪用赈灾帐篷并殴打他人，某市青年志愿者长期跟踪违章车辆行人引发激烈争议……
“人肉搜索”虽然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却不能以侵害他人的权利为代价。与对某种有争议之言行的道德谴责相比，普通公民隐私权的地位显然处于更高的地位，因为它受到法律的保护。公布公民个人信息(例如住址、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工作单位、收入状况、公民身份号码、生理特征和医学诊疗记录等等)应当视为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即便被搜索被攻击者的言行确有不妥，也不能成为侵害他们隐私权的正当理由，“道德审判”必须让位于个人隐私之前；哪怕被攻击者的行为涉嫌犯罪，自有国家机关追究，更加不能通过“网络审判”来进行。
人们之间意见的分歧、行为的相左，是任何社会之常态。纠纷解决的规则化而非任意化，则是法治社会的最基本特征，也是文明与野蛮区别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一个“规则化”社会里，自由意味着做法律不禁止的事，而非任意妄为。以上现实世界的共识，同样适用于看似“虚拟”、实为现实世界之延伸的网络世界。
虽然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但每一个人通过网络享受作为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能忘记还要承担作为社会中人的责任和义务(即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责任与义务)，否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人人自危的“透明”环境下——因为透过“人肉搜索”，不仅有可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谁，而且有可能让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你，方便地对你进行骚扰、谩骂、诽谤以及其他的侵害，而你却不知道侵犯你的人是谁，因为此时攻守双方的信息处于极大的不对称状态。
如果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的“隐身”便利而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理性就有极大的可能偏离正常轨道，原本正常的争议和批评就有可能演化为言论暴力；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言论暴力往往以一种无需事先约定的群体性方式出现，如同无数条失控的小河，汇聚成滚滚洪水，不仅足以将任何“异己”瞬间淹没，而且随时可能直接摧毁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作的制度之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