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来发展软件外包，我算是选对了地方。”陈晋川庆幸地说。

　　两年前，时任创智国际副总裁的陈晋川离开创智国际，到成都创立国通软件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国通资源)。

　　经过两年的发展，目前国通资源的员工已经接近150人，营收接近300万美元。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当下，将公司设在成都，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种影响。

　　浪潮集团品牌推广中心主管左佰臣向记者表示，软件外包产业遭受着双重压力：一重压力来自于人民币升值，另一重压力来自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升，CPI指数上涨，员工要求加薪的呼声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支出以人民币结算，而收入以美元计算，这样一来，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

　　陈晋川认为，软件外包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是最大的成本，面对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国内软件外包产业有进行梯度转移的可能。

　　有业界人士表示，国内软件外包产业的第一极是大连和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是第二极，西安、成都、武汉等则被认为是第三极。在陈晋川看来，在类似于成都等地区发展软件外包，人力成本可以较好控制，一方面，员工流动率较低，易于培养骨干员工；另一方面，员工工资水平较低，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成都市高新区要求国通资源借助产业梯度转移的良机，在5年内将软件外包业务的营收发展到1亿美元。

　　内外压力

　　陈晋川对记者表示，面对目前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各种类型的软件外包企业所遭受的影响并不一样。

　　据陈介绍，软件外包业大致分为下面几类：一类是数据录入，这是行业中利润率最低的一类业类；一类是不负责程序设计、系统分析等高端环节，仅负责编程的业务，也就是传统的所谓“coding”；另一类是负责程序设计、系统分析的业务。

　　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发包方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其中来自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主要是“coding”业务，而来自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以上述第三类的比重较大，而第一类业务则来自日本、美国的都有。但不管是哪种业务类型，或发包方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是美元或日元结算，因此，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企业所受的利润影响较大。

　　以“coding”业务为例，每个程序员一年能产生营收1.5万美元的业务，当汇率为1美元兑8.2元人民币时，1.5万美元合12.3万元人民币；当汇率为1美元兑7元人民币时，约合10.5万元人民币。“coding”业务的行业平均利润率约为20%，受人民币升值影响，“coding”业务的利润率已大为缩小。

　　左佰臣认为，由于CPI指数上升的影响，企业面临很大的加薪压力。特别是那些2005年之后毕业的员工，在现有的工资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他们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

　　以四川长虹这样的制造厂商为例，车间生产工人4年前的工资水平为每月600元至800元，现在已经上涨至1200元至1500元。

　　记者采访获悉，2007年，大连一个做“coding”业务的工程师的平均月工资在3500元至4000元之间，而目前这样的工资水平已经很难有吸引力。

　　陈晋川认为，软件外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员工平均月薪4000元计，年薪接近5万元，这就占去了其所带来营收的40%，在软件外包企业的总成本中则占去了60%，因此，任何一项加薪或增加人力成本的行为，都将极大的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也就是说，在人民币升值和加薪压力下，人力成本将成为软件外包企业的难以承受之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统计，2008年1-2月，我国软件产业效益出现下滑，共实现利润总额68.6亿元，同比下降4.6%。其中特别提到，效益下滑的原因包括：一是，2008年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增速下滑，对软件产业的需求产生一定影响；二是，人民币继续升值，不但增加了软件外包的成本，而且造成以美元结算的外包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外包企业的效益；三是，软件产业规模效应显著，大型外资软件企业加强了对国内市场大客户群的竞争，部分中小型软件企业效益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