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用新的科学方法论对TD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回顾和分析，能寻找出它的积极向上的因素，也能发现潜在的危机，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寻找对策
-特约评论员 丁守谦
当我提出这一命题时，正像我接受媒体访问时一样，总是马上要问我：那第一次危机指的是什么？何谓潜在的第二次危机？它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危机转为机遇，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回答的问题。我和我的老搭档李进良教授多次接受我国各大媒体如新浪、搜狐、网易、赛迪、飞象……等举行的网络座谈，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在我不自觉或自觉地介入到3G领域来后，我逐渐发现在通信和显示这两个领域中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所有大系统都遵循的共同的规律，想起过去只作为闲书来读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混沌论，重新温习了一番，发现这些新的科学方法论对解决大系统的问题有独到之处，很有指导意义，
而且是从更高层次来着眼，而不只是就事论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看清发展走向，更能预测未来。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用这样一些观点先对TD-SCDMA(以下简称TD)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寻找出它的积极向上的因素，也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寻求对策。
TD的第一次危机
TD是我国1998年提出的在第三代移动通信中的一种制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于1999年得到国际电联的公认，与欧共体的WCDMA及美国的CDMA2000 合称为3G的世界三大标准。自2005年年初开始各方人士就3G上、还是不上？立即上、还是适当的时机再上，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参加这场辩论的有通信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政策专家、媒体专家、还包括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的网民等等。
当时可分为3派：以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为首的所谓“上”派，主张马上要上，否则就落后于时代了； 第二派是以阚凯力教授为首的所谓“取消派”，将3G比作屠龙术，认为毫无用场，直接等待4G的到来；随后是李进良教授为首的所谓“适时派”，3G肯定要上，但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因TD标准相对于其他两种标准虽具有5大突出优势，
但由于我国技术基础差，产业化启动晚，产业链尚有待完成，故一旦条件具备，就应大干快上，运营TD，而且提出使国人豪情满怀而让国外财团惴惴不安的口号：TD要“一统华夏，三分天下”。就在这时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到3G的大辩论，而且成为“适时派”的积极支持者。自此以后与李教授一直在并肩战斗。以致有好事者将参与TD大辩论的人物进行分类，将李教授和我列为“执著型”的TD支持者。这在我的文章《3G大辩论》中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这段时期就是TD所遭遇到的第一次危机。设想一下，如果在当时国家把3G牌照发下去，名义上看似公平，三种制式都可以在国内运营，而事实上由于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虽然TD具有先天的五大优势，但在产业链上由于我们起步较晚，无容讳言，这是落后于其他两种制式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并不公平的，加上国外厂商早就垂涎中国这个大市场，早早地采用一些违规的做法，藉着我们对TD进行试验的同时，以奉送设备建设试验网为名，秘密搭建了82个WCDMA试验网，覆盖地区涉及30多个一级城市，近800个基站，为我国TD试验基站的十几倍，只等牌照一发，即可投入运营。
如果你只试验试验？建这么多干吗？其目的不言自明。后被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识破，紧急向中央反映、呼吁，于是国家主管部门明令拆除这些非法网站，而且在中央电视台上还公布过。试想一想，如果 在30多个一级城市“跑马圈地”实现了这种WCDMA制式，CDMA2000还会坐着不管，不会趁势入侵，来抢占中国市场吗？纵使TD“天生丽质”，在这种两面夹击形势下不是“胎死腹中”也将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TD的第一次危机。确实是险象丛生！
通过这一年有余的大辩论，已起到积极的效果。有些问题得到澄清，并引起各方的重视。终于3G牌照没有发，国内的科技人员，埋头于TD产业链的形成，而理论界也在埋头地研究TD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2006年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产业经济年会，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主办，TD产业联盟协办，中国计算机报社承办。以“TD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为主题，本次大会对TD问题进行了一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考虑。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论点。现不妨摘录几条可作为警示或参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旭东认为TD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光是经济的意义，从长远来讲如果我们在自主创新上面不能有大的突破，我们国家有可能向南美洲靠拢，甚至连非洲也不如。
现代经济学中有一种“后来者劣势理论”， 主要观点是“即使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开发上取得了突破，同跨国公司相比也往往更不容易被市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