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有人认为中国3G牌照迟迟不发，是TD的缓慢发展拖了后腿。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李世鹤：绝不是这样的，国家一直就该做决策。外国是在设备很差的时候做了决策。欧洲是在标准没有完成，做成什么样子都不清楚时做了决策。TD你要用就有，不用就没有。不是TD本身发展太慢，是决策太慢。

　　DT：电信重组完成后，一旦3种不同制式的3G牌照都发放了，运营商都开始建3G，TD因为提前建设试商用网所取得的领先地位是否受到威胁？

　　李世鹤：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大规模地建网、大规模地使用，什么标准、什么外国的设备都不可能在中国取代TD的位置，TD现在的主流地位。但是，你如果不用，不建设，就什么也没有。其他3G建设的成本比较高，不是说来了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照样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联通的CDMA网在很多城市都升级到3G网了，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CDMA网在技术上没有办法跟TD比，升级到3G也没有用。

　　DT：凯明虽然经过多方的努力挽救，但是最终还是倒闭了。凯明的倒闭，会对TD手机芯片的供应造成什么影响？

　　李世鹤：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现在有许多TD芯片厂家，凯明不是主流，不是最多的。凯明在已经做的厂家里面所占份额很小，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连10个百分点都不到，所以它对市场的影响根本看不出来。这家中外合资的企业，十几个老板坐在那里，很多是同床异梦，迟早是要关门的。

　　一个国家每个行业里面，每年都要倒很多企业的，这是很正常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DT：今年4月1日TD放号后，人们的TD应用体验并不完善，甚至在体验店里发现了手机视频的马赛克现象。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

　　李世鹤：北京的网络是这次TD试验中最差的一个。TD体验不好最大的原因不是手机本身而是网络。没有信号覆盖或者是信号很弱，马赛克现象马上就出来了，甚至是断掉了，这不是意外的事情。北京的TD网络人人都知道覆盖率是最差的，这我也不讲原因了。如果网络不建好，要它体验好是不可行的。跟10年前上GSM网一样，北京这边一塌糊涂，很多基站都打不通。2003年年底，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深圳参加了中国与英国有关方面的研讨会。在讨论3G的时候，英国人当着大会就讲网络质量很差，当时在英国根本都打不通电话，一会儿要死机，一会儿又要重启。

　　目前，在TD网络覆盖的城市里面，中国移动测到的掉话率比现在的GSM网还要低。而且，现在其他3G标准都不敢拿个系统在上海磁悬浮上玩，就TD敢。

　　去年测的青岛，今年测的广东我都亲自在场，接通率接近100%。在测试中，他们派人开车到处乱跑，一天打了500次电话。这种概率你想想，不用说对于一些新的系统，连一些老的系统都做不到。

　　网络建好了之后要优化。广州移动的老总跟我讲，还要准备一年甚至是两年的时间来优化网络，不然还会有很多的问题。英国、日本的经验初期全是这样，这种路总是要走的。

　　DT：您前些日子表示，TD安乐死是别人提出来的，而您只是把这种情况点出来而已。为什么从TD发展开始，一直到目前的试商用，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李世鹤：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国现在的老百姓在中国落后那么多年之后，用外国的东西是一种惯性的思维。这个不仅仅是中国有，很多国家都有。所以有时候担心中国出的东西不行。对TD这样的技术，也自然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中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必然要过的一关。不光是在这方面，在中国做飞机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

　　第二是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不是一天两天，一个集团在中国包括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通过引进国外的成套设备中得到的好处有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

　　第三是为我们国家的体制所限。比如在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方面。什么叫做增值保值？企业每年赚钱就依靠既有的东西，至于再往前搞什么新东西、再发展是需要投资的，而投资就会减少利润。这时各个国有企业老板就有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利润少了一分就可能要挨骂。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创新发展。还有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政策都不配套，很多事情要真正落实下来是要费很大的力气的。

　　“一边通过建设把大城市的覆盖做好，另一边让手机尽可能地大量商用，让老百姓抱怨、让老百姓提问题。这样解决问题，两三年之后可能就觉得很不错。”

　　DT：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TD手机只有6款产品。终端的数量和款式太少一直是影响TD试商用效果的重要因素。关于TD手机的采购，您如何看待？

　　李世鹤：已经不少了。你知道香港2005年开始用WCDMA时有几个款式吗？只有2个！每个人要带3个充电器、3块电池。家里放1个，汽车上装1个，办公室放1个，就是这样的。

　　现在手机厂家生产的基本规律是，它在一年出货不到30万以上是绝对要亏本的，如果看不到自己一年有30万以上的市场，是舍不得投资的。现在的采购一家只分2000台、3000台、5000台、6000台。要厂家拼命生产，每个厂家还要算自己的账。只要市场起来，相信不到一年，上百个品种够你挑了。这是你不要就没有，你要就有的东西。

　　只要中国有关方面明确态度、明确地拿出计划和时间表，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能起得来。

　　10年以前中国移动上GSM时只有两款手机，质量一塌糊涂，根本都打不通，也照样把中国的GSM网发展起来。这些事情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DT：如果TD能较快地发展起来，您觉得需要多长时间老百姓才能用得顺心？

　　李世鹤：你想想看全国才建多少地方？全国现在只有10城市在进行TD的网络建设。这些主要的城市还没有完全的覆盖，全国的几十个省会也基本没有，还不讲二级城市。沿途的高速公路、铁路线也还没有覆盖。要让老百姓得到很好的覆盖，光是建这么大的网，工程建设就得两三年。

　　一边通过建设把大城市的覆盖做好，另一边让手机尽可能地大量商用，让老百姓抱怨、让老百姓提问题。这样解决问题，两三年之后可能就觉得很不错。

　　DT：在2G和3G的过渡期间，很多人遇到是否购买双模手机的问题。您认为现在买手机该如何选择？

　　李世鹤：3G带来的是一个移动数据业务。什么叫做移动数据业务？就是你想玩的都可以在上面玩。你可以看电视、看远处的相片，也可以看朋友在远处摄像机里面的东西。你可以玩各种游戏、实现上网等等。手机就是一个玩具。以后有些手机不会做小了，还会做大一些，就是一个个人电脑，什么都在里面。3G的整个出发点就是要使手机由原来主要用来打电话变成一个移动数据的工具。当然要做到这点，首先是要有网络存在，在一些深山老林里如果没有信号是不能用的。

　　现在来讲，买3G手机一定要买双模的，TD的普及在三年之内都做不到全国覆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说只能在北京使用，一离开北京就打不出电话。

　　我用的就是双模的，到了成都是双模双待双卡的，到哪里我都不怕。那个地方没有TD我就用GSM，回到北京又用TD。

　　我估计TD手机到现在能够上市的就超过10款了。再到下半年、明年我估计上得更快。比如说，三星拿了一款出来上市，他们背后准备了10多款。这就很简单，不同的盒子一装就是一款。

　　“他们顾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我们顾的是中国人的利益，所以利益不一样，简单来讲是没有对错。”

　　DT：近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夫·帕迪拉(Christopher Padilla)把TD的发展与日本当年发展小灵通进行类比，认为在TD的发展上，中国政府委任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标准将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技术孤立的荒岛上，偏离市场驱动下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此，您有何回应？

　　李世鹤：如果美国人是对的，我们还要政府干什么？现在国际上根本来讲是利益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问题。他说日本人不对，完全是因为美国的手机卖不过去了，美国公司赚不了钱了，美国人在叫唤。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压着日本政府一定要卖摩托罗拉的手机，日本的政府就不干，搞得克林顿非常非常难过，当然认为日本不对了，因为日本不买他的东西。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美国人对利益是看重的，不像我们国家还非要考虑讲话的艺术，美国人是从来不这样的。

　　DT：2007年10月底，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WiMAX被国际电信联盟批准为新的3G标准，而申请3G标准的截止日期是1998年6月30日。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

　　李世鹤：这就是只要跟他利益相关的，什么事都干。他有办法，他是联合国的发起人，目前是出钱最多的国家。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就是美国自己同意的时候可以，只要跟自己的利益相冲突就不认可。在批准WiMAX为新的3G标准的会上，只有一个国家敢说不，就是中国。但是说了又怎么样？

　　这就是利益的问题。他也对，我们也对。他们顾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我们顾的是中国人的利益。所以利益不一样，简单来讲是没有对错。

　　对美国来讲，其他国家没有必要发展，全部由我们美国卖给你多好。为了美国的发展，为了美国人民更能赚钱，他也是对的。而TD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凭什么不发展，我们哪里错了？这就是简单的利益问题了。

　　“4G要变成可用的东西，我觉得还要10年。”

　　DT：TD的发展将对中国的电信产业链产生什么影响？

　　李世鹤：这个产业链会起来的。现在已经表现得不错了，但是有的好一些，有的差一些，但都要实践。首先要给它一个市场的机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家的决定，一个明确的大规模使用的信号比什么都重要。

　　DT：WiMAX在美国的努力争取下成为国际3G标准后，一些人认为WiMAX将给TD国际化带来挑战。您如何看待？

　　李世鹤：国际化我原来认为很重要，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

　　欧洲为什么不要美国的CDMA网就能国际化？美国为什么不要WCDMA？

　　这里面涉及到民族利益的问题。还是一句话，所谓国际化是抢穷国的市场。我们国家照样可以走出去，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穷国的市场，照样有发展空间。

　　我可以告诉你，国家已经开始在动，就是我们进行援外时，把TD也作为一个系统设备援外的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到穷国、发展中国家去。要到富的国家去，连门都没有。

　　WiMAX现在连标准怎么写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还早着呢。WiMAX靠美国的强权进入了ITU成为国际标准之一。但是要它作为下一代移动通讯，要先把标准做出来。本来说2008年可以做到，结果又拖到了2009年，目前连标准都做不出来。

　　DT：目前ITU已经着手进行4G标准的征集工作，这对中国发展TD这样的3G商用会不会造成时间上的压力？

　　李世鹤：4G要变成可用的东西，我觉得还要10年。

　　回头看看通讯发展的历史，10年一个圈。3G还没有大规模使用，这没有什么压力，这是技术发展。

　　这边有大量的人在搞4G，中国在4G标准中也要有相当好的地位。我们也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单位、我们的大学、我们的企业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们的3G如果站不住脚的话，我们的4G就是肥皂泡了，马上就破掉了。

　　现在来讲移动通信做下去有两条路：一种是频分的方式，一种是时分的方式。中国现在已在时分方面走到全世界的前列，许多东西要依靠中国来走这条路，在TD-LTE(技术长期演进)方面要依靠中国人。

　　4G什么时候会商用？有人说2015年就可能。我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更高的通信速率，只有业务需求达到这样的程度才有可能，否则市场不一定起得来。所以在10年之内，3G提供的通信速率可以充分地让老百姓使用相当长的时间。

　　DT：中国人要在国际标准层面与世界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TD产业化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重要实例之一。您是如何看待TD的产业化？

　　李世鹤：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中国人30年前是多么穷，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在1979年底到国外去时才知道我们是多穷啊！中国十几亿的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这股力量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中国人的智商不弱，只要有这样的条件，每年都培养出许多人才，而这批人想要使整个国家改变状况。中国要变强大、变富是无可逆转的。无论谁在中国当领导人，都不会离开中国人民的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就要变强。变强就必然在很多领域里面有技术性的突破。所以咱们就得说创新，这是适应今天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无数的人搞出东西来。没有张三也会有李四，这是一个大的环境，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够左右的。

　　“不要想赚钱、不要想当官，把这件事放开了就好干。”

　　DT：在当初，您有许多事业可以选择，最后为什么走了这样一条艰难的TD之路？

　　李世鹤：我认为值得干。人一辈子能碰见的机遇不太多。当发现一件事情值得干的时候，就应当不顾一切的冲上去。

　　那时人家把我当成官，我说这是什么官啊，老百姓一个。我认为值得干。至于干成干不成，说实话我是没有考虑的。我觉得很值得干就去干。

　　我对我自己的本领从来是不敢高估的。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技术人员。我接触过很多人，学问比我深、了解比我深的人有的是，这就是一种机遇。

　　从技术的角度上，当时在TD-SCDMA技术方面的专利申请人已经有好多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可能我的专利多一点。我感觉这件事情很值得干，至于能不能成为国际标准，能不能带来更大的作为，我都没有问，考虑都没有考虑过。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过困难，有困难就解决困难。总是一直往前走，不要放弃，不要怨天尤人。关键在于不要放弃。可能会失败，失败就失败了，失败有什么可怕的？说实话即使现在失败了，我的饭可能照样不会少吃，钱多几个少几个都是身外之物。

　　不要想赚钱、不要想当官，把这件事放开了就好干。

　　DT：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任何领域都非常重要。您如何看待TD人才的培养？

　　李世鹤：搞TD还使中国在3G上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不只是一个两个。现在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大的制造商敢于拿出自己的产品？这跟TD都是很有关系的。当一项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时，最后许多人就感觉到在这些方面不比老外差，甚至比老外还强。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和这么多老外竞争后，自己的位置已经牢不可破，而这些靠的就是人才。这个项目已经培养出了上千人才。我本人带的学生也挺多了。

　　DT：您有什么兴趣爱好？在繁忙的工作中，您还有时间玩吗？

　　李世鹤：我喜欢打桥牌，现在也不忙。很多TD建设方面的具体工作我都不管了，公司怎么运作、谁当头我什么都不管。有什么事情了就去一趟，这能占用我多长的时间？我现在是半退休。我快70岁了，希望尽早退休。

　　我不去争东西，既不要位置、也不要钱，什么都不要。老了，打桥牌，就是玩。至于桥牌打得好不好，什么也不要想。玩嘛，也不参加什么世界比赛，奥林匹克得冠军的就那几个。很多都是重在参与，参与就行了，做什么事都应该这样。

　　李世鹤小档案

　　1941年出生于重庆，博士、教授级高工，被誉为TD之父，主导研发的TD-SCDMA为国际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三大标准之一，是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的创举。

　　现为大唐移动的高级技术顾问，曾任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和首席科学家。

　　1963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82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

　　1968~1993年，在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任工程师、总工程师、所长。1994年起，调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97年辞去行政职务。

　　在微波通信和移动通信领域有很高的造诣，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从1985年起，专注于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